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技术革新突飞猛进、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和经济区域（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制造业强大不再体现在总量规模和比重数字表面上，而是体现在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上，具体则表现为对制造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品牌质量的把控能力上。盲目追求制造业比重稳定既不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也不符合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发展的逻辑要求。

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规律

二战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根据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等七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019年比1970年平均下降了12.8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降低，它本质上是产业分工和产业组织发生深刻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20世纪前半期，福特制是全球制造业的典型生产组织模式，其特征是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形成的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制造业企业往往是“大而全”，内部既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基本活动，也包括人事、财务、物流、后勤等辅助性活动，由于这些部门都同属于一个制造业企业，它们创造的价值以及涉及的从业人员自然也就统计到了制造业。19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导致的国际投资贸易环境复杂多变以及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市场瞬息万变，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商务活动日益复杂化，柔性生产方式代替福特制成为制造业的主要生产组织模式。

在柔性生产方式中，企业不再像传统的福特制那样包揽整个生产过程，而是将资源集中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品牌建设等核心能力上，把对生产本身不具有战略影响的业务活动、零部件生产和辅助性服务职能外包给独立公司完成。服务外包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由于外包使得原来制造业内部一些服务部门得以独立形成新的服务部门，这也就在统计上提高了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重（进而降低了制造业比重）。虽然制造业比重下降了，但是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却因此得到提升。目前，全球顶尖的制造业企业无不是通过控制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品牌等来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掌控的。

服务业比重上升是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

19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步入服务经济即服务业增加值（就业）超过50%的时代，并且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普遍保持了上升趋势。即使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和日本，其服务业比重也都达到了70%的水平。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表现形式，它不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简单替代，而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形式。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将由衣食为主的基本必需品向满足住用的高级必需品转变，继而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休闲娱乐、健康养老等更高级的非物质精神文化产品转变，这一过程将吸引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将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本质上是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结果，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导致制造业生产链条不断延伸、中间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交易的复杂程度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些变化将从多方面促进服务经济繁荣：①企业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交易环境会产生更多新的服务需求；②分工深化带来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提升促进了专业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服务需求增加；③随着市场交易日益复杂，为协调、管理和监督市场运行所需的公共社会服务等会快速增长。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人力资本有赖于发达的服务业

人力资本是制造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生产要素，也是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的核心支撑。实践经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离不开发达的公共社会服务业，它不仅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保障，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公平的起点会水涨船高，政府用于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不断上升，公共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会不断上升，这是现代服务经济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

固守制造业比重稳定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另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7.9%，超过七国集团的平均值13.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3.4%，与七国集团平均值比有21.6个百分点的差距。从发达国家普遍经验看，中国制造业比重仍有下降空间，而服务业比重上升空间更大。另外，从现实需求来看，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也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突出矛盾的根本出路。首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将由满足衣食住用的物质需求不断向服务类消费升级，加快生活服务业发展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障。其次，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突出表现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被人“卡脖子”，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附加值不高，背后深层次因素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短板造成的制造业分工发展落后和专业化协作水平低，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价值链攀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生产服务业体系，推进服务型制造是实现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的根本出路。再次，从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看，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工作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问题比较突出，加快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是破解当前突出社会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

提高专业化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践经验和现实需求表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应机械地追求制造业比重稳定，各级地方政府应以更高的格局和长远的眼光谋划产业发展思路，锚定优势产业，提高专业化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

首先，要树立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战略观念，摒弃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二分法的落后思维，跳出数字比重陷阱，深刻认识到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以及农业）与服务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不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简单替代，而是分工深化、专业化水平提升和制造业服务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形式。贯彻落实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战略，应将重点放在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突破、品牌塑造和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导掌控能力上。

其次，以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重点围绕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战略需求，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生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强大的正外部效应，着力提高服务业专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深度融合，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和数字化赋能提高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延伸长板，占领产业链制高点。

再次，加快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针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着力提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保障环境。